网友铁面人解读历史人物说：
袁运甫先生，老一辈艺术大师，我国有名公共艺术家、教育家、著名画家、有中国“壁画之王”之称，被师生们尊称为“袁先生”。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美术家，六十年来他不断地在探索中国化的创新之路，他创作的壁画成为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的典范，他就是画家、公共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袁运甫。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大厅一角的餐厅里几幅略显陈旧的壁画静静地伫立着，这就是1979年曾经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的机场壁画群，30年前身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师的袁运甫承担了整个壁画工程的组织工作，并且亲自创作了其中的一幅《巴山蜀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组壁画的创作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机场壁画)是作为一种改革开放的象征，当时李瑞环同志领导的机场壁画他并不是文艺界的官员来领导，他是一个建筑界的一个施工方面的专家，他是积极地支持和推动了这个事情办成，他当时就说我们这么多画家，为什么不能够为我们的建设服务呢，所以他当时就住在了这个机场，他的床就支在他们画室的旁边，而且他是积极地支持。机场壁画群的创意确定在改革开放之始的1978年，那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代。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指示要在这个被称为国门的建筑里，用蕴含民族文化精神的等艺术形式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的新形象。经过十个月的紧张工作，五幅壁画全部完成了，它们是张仃的《哪吒闹海》、袁运生的《泼水节》、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祝大年的《森林之歌》和袁运甫的《巴山蜀水》。壁画一完成就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当时的美院学生曾参与机场壁画创作的杜大恺至今还感慨万千。杜大恺言:“机场壁画后来大家都堪称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因为几乎所有中央领导都去参观过，它对我们推动改革开放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他(它)因为不仅仅是一次壁画的实践、也不仅仅是文化方面的活动，对整个我们思想解放都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机场壁画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对袁运甫个人来说，也是他艺术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节点。一直深爱壁画艺术的袁运甫终于找到了自己心中的这面墙。袁运甫热爱壁画，顾恺之、吴道子、创造敦煌壁画的无名氏、还有米开朗基罗、里维拉、西盖罗斯等伟大的壁画艺术家都是他心中的偶像。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袁运甫参与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壁画专业，但是在那个时期、中国并没有发展大型壁画的氛围，袁运甫一直在寻找着那面艺术之墙。机场壁画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壁画艺术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迎来了被行内人士称为壁画复兴的时代，而袁运甫则被公认是壁画复兴的重要推动者之一。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包括壁画在内的公共艺术越来越成为城市环境中不可缺少的组成。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袁运甫深信当艺术直接赋予社会，并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吸引了正确的方向时，那将是一个新艺术的开始。公共艺术不同于纯绘画，就是它的服务对象不一样，公共艺术是要千千万万人、大多数人他能接受你的艺术，你不可能强制叫人家去赞同你的观点，就是你要根据社会这个大的层面它的发展的要求，就是你要善于综合，群众他们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另外国家又提倡什么，它有点导引、引向、导向，这点很重要。那么可以把什么样的艺术介绍给公众呢，袁运甫提出了以文化理念为向导的公共艺术发展方向，在这一理念下袁运甫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无不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袁运甫为《中华世纪坛》的这组设计把历史的厚重和辉煌演绎得流畅如飞，充分展示了充实而又光辉的宏大境界，被称为二十世纪末中国公共艺术的杰作。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有一所中国近代著名的艺术学府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9年16岁的袁运甫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这所学校，当时的杭州艺专聚集了林凤眠、潘天寿、吴大羽等中国当代最知名的画家，他们大多都有留学的经历，因而学校的艺术氛围自由开放。袁运甫曾言:“到了杭州以后教自己素描课是三个老师成立教学小组，一个是学西画的汪良、一个学中国画的潘韵、还有一个叫宋秉恒。宋秉恒他也是西画底子，后来教素描，所以西画底子的中国画底子的再加上汪良先生他是比较讲究创新的，他画戏剧人物非常具有创新意识的，在中国美术(美学)界独树一帜的这样一个艺术家。在这个自由的艺术国度里袁运甫学习了四年，1953年随着院系调整，袁运甫所在的实用美术系全体师生一同北上转入了中央美术学院。北京、一个文化品格完全不同于杭州的城市，由徐悲鸿领导的中央美术学院学风严谨而规范，特别重视和提倡中国民族艺术和民间艺术。那是学传统了，因为自己的老师是张仃和张光宇，张仃、张光宇他们这两位都是属于才子派的，非常有才华的。所以张仃在延安的时候就是最具有才华的人，所以后来叫毕加索加城隍庙，毕加索加城隍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加现代，中国传统加现代正是张先生在教学中间非常主张的一点。南北两校不同的学术思想和艺术氛围不仅为袁运甫打下了严格扎实的基础，同时还引领他走上了一条通往中西艺术的悠远而辉煌的道路。1956年袁运甫调入新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院以自由思想、开放思维、中西并治传承民间艺术为教育理念，这也奠定了多年以后袁运甫提出的“大美术”概念的思想基础。作为一名年轻的教师，袁运甫面对着从学生到先生之间的转化和挑战，渴求新知识的同时还要培育新人，在工作中他把对学生的要求也来要求自己，力求教学创作都有收获，真正做到教学相长。上世纪70年代末，袁运甫开始担任学院的领导工作，他认为当时的艺术教育划分的国系使学生的艺术视野和知识结构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陈丹青说:“如果你一开始学工艺美术或者学设计，他不可能再有一个人在纯绘画那么强一个训练、那么广泛一个教养和师承不可能了，而纯绘画那一块儿也是这个情况，他能画创作能画很大的画，但他对公共美术束手无策，他从来没有涉及过这些方面，自己就是一个例子，自己能画很大的油画创作种种，但是自己没有做过一件公共艺术。”回顾早年的求学经历和多年的艺术实践，袁运甫提出了“大美术”的教育理念。这个大美术它是没有界限的，不是说哪一个是大美术哪一个就不是大美术，自己说只要是一种美术创作、美术设计、它能够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间起到作用的我们都可以研究它，自己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作为一名教师，袁运甫育人无数，然而他的爱才之心并不仅仅在自己教过的学生身上，当代知名油画家陈丹青就是在袁运甫的帮助下成功地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陈丹青言:“自己快要出国的时候他刚从美国回来，他说丹青你去、那边有一个做画廊的人正在找你，他对你的西藏画很感兴趣，你想想看这跟他毫无关系的事情、他会做这个事，结果去了以后果然那个画廊马上就跟自己签约合作，应该说对自己来说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然后等自己快要离开美国的时候、当时自己想回来定居就单干，又是他跟自己报喜讯，他说丹青我们学校跟清华合并了，你无论如何来加盟，来帮我们发展这边的纯艺术的教学、美术教学，那样自己就来了。自己想我后来到清华美院去绝对是因为袁运甫先生。”杜大恺说:“他影响了一批的人，这些人你看我们学校毕业的我们系院毕业的同学很多都在现在很重要的岗位上，很多大学的校长、院长丶系主任都是我们的同学，他们自己觉得从这个学校所受教育的影响正在成为一个全社会更大的范围内在起作用，自己觉得这些都是袁先生的一个贡献。袁运甫的老友吴冠中曾说精力过人的老袁永远紧追时代、他跑得快、肩负着创造新传统、启发后来人的重任。的确，从世界范围来看，优秀的艺术家很少有人能成为有成就的教育家，但是袁运甫做到了这两种身份的同意，他所取得的成就无不源自于他兼容并蓄的艺术理念和包容万象的人生态度。2009年6月，国家大剧院举办了袁运甫个人画展，这次展出的主要是他六七十年代的作品，我们知道那个特殊的年代曾经扼杀了绝大多数艺术家的艺术生命，然而同样身处逆境的袁运甫却依然坚持创作，即使在下放到河北农村期间还同吴冠中一起用粪筐作画架、完成了著名的李村系列。袁运甫说:“所以这个阶段自己没有停止、自己没有放弃，因为自己相信真理总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说中国也不至于连画画都是犯罪，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国家就非常危险了，自己相信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能够接受艺术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事业而不是一个罪过。纵观袁运甫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部分是风格靓丽的水粉画，从色彩和光明上看，创作时间大多在早上八九点钟，那也是世间万物最有朝气的时刻，和煦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充满了鲜艳的色彩和对生活的歌颂，一切都发自肺腑、一切都情真意切。陈丹青说:“他做得真是很惊人，他画的都是很庞大的景、不是那种小景，同时有一个也很厉害的技巧，他画的都是社会主义风景，人民公社或者这种炼油厂、或者那些很普通，反正自己看见自己不会入画的那些东西，他都可以画得就是很美，他有一套办法能够这样，这个是不可传授的，就是他真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画家，就是社会主义最阳光的那一面被他画出来，而且绝不是虚构的，是面对面、就是在这个画的过程当中就把它提炼了，变成一个非常灿烂的一个画面。”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袁运甫教授色彩学，这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而他也是教授这门课程的最优秀的教师，很早的时候袁运甫就迷恋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派，他对色彩有着由衷的热爱和超常的感悟。特别到20世纪印象主义艺术以后，它从室内的写生转移到太阳光底下的写生、室外的写生，这个色彩的科学分析是不一样的，阳光作用和室内的光线它是两个概念，因为一个是环境色彩的认识和固有色的色彩认识又是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天光、在阳光下互相反射，产生色彩的一种变化。在这次展出的作品中还有一幅并没有引起观众太多注意的长卷，然而在它的背后却是一段令袁运甫终身难忘且悲喜交加的故事。这就是那幅在中国大剧院展出的长卷《长江万里图》的小样，1973年北京饭店新楼工程启动，设计者决定在大堂里做一幅壁画，袁运甫提出以万里长江为题材，周恩来、陈毅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袁运甫之子袁加说:“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完全是革命现实主义作为主流创作的时候，他那时候画的这张画儿我们今天看起来那个完全是一个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的构图感觉，所以在那个时候自己就觉得就是说他在寻求那种在社会里边那种经常常见的那种视觉的那种方式的一种改变，那么这种改变又和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主线发生关联，那么这个自己也觉得这种努力就变得就是很重要。”他们组织了一个小组，当时请吴冠中先生、黄永玉先生还有祝大年先生，叫自己带队，他们四个人画了一百天，有三个多月沿长江、从上海出发，然后下来第一站就到“我们”老家南通。这是上海、上海外滩…。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袁运甫一行从上海出发溯江西上一直到达重庆，经过三个月的随心所欲的创作，每个人都收获颇丰。南京的长江大桥、包括紫金山天文台，然而到黄山，黄山天都峰，这些都是非常、望松岭然后到庐山…。然而就在回到北京的当天大家就受到了审查，文革领导小组的人认定他们画了黑画，写生画稿被收缴，准备了很长时间的《长江万里图》也被迫下马。没有完成，这个壁画取消了，取消了就是变成东西两块墙上画两张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长江万里图》不许画了，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假如讲自己最大的一次经历，这可以说是自己最大的一次经历，就是一次政治斗争在影响着艺术的生命，就给你枪毙了就不许画了，所以他们只好回学校。令人欣慰的是，袁运甫此前创作的两幅小样都有幸保留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图样。更加幸运的是，1978年当袁运甫接到机场壁画创作任务的时候他当即决定以《长江万里图》为素材，截取夔门至重庆的一段进行再创作，题目就叫《巴山蜀水》。